每年总有那么三十来天，农家女肖兆芳（音译）一准儿放下手中的活儿，跑去充当一回临时“保安”。说她是保安，其实她所守卫的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财产，但对守护它的人来说，这东西可是异常珍贵，绝不能掉以轻心。让肖兆芳如此上心的东西不是别的，是每年的这个时候流进她家水渠的一汪清水。正是这条不起眼的水渠，灌溉了肖家那几亩稻米、花生和西瓜地。“如果我不在这儿守着，就会有人来偷水！”她如是表示。

1983年，广大的中国农村引进了小范围的水渠灌溉法。从那时候起，农民开始自发的在播种和农作物生长的季节，也就是需要灌溉的季节守护自己责任田内的水资源，以防附近的农户重新修筑水渠，将自己渠中的水导入别家的田地。

对肖兆芳一家来说，这些年来的生活是越来越好了。去年四月，她和同乡350户农家一道，成立了一个农民用水者协会，这个用水者协会的职责是取代地方政府，负责向该地区的农户们提供农业灌溉水。从那时候起，肖家的灌溉水得到了保障。灌溉问题得以解决，农户之间的邻里关系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故事到这里还远没有结束。事实上，中国农业灌溉用水的矛盾才刚刚开始。在过去的数十年中，中国政府一直实行比较宽松的农业用水政策，无限制的水资源利用在许多地区造成了浪费。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核心自然资源的消耗量逐年增加，水资源告急的问题日益突出。为此，中国政府决定限制水资源的使用，提倡合理、节约用水，坚决禁止水资源滥用。这种政策的出台并不是心血来潮，面对水资源缺乏以及生态环境污染所敲响的警钟，中国已经别无选择。

目前，中国人均储水量是世界人均水平的四分之一，而且水资源的分布很不均匀，国内绝大部分的水资源集中在南部地区。在中国北方，沙漠化的程度在不断加深，越来越多的土地由于缺水而贫瘠，地下的含水土层日渐干涸，沿海地区盐碱化的面积逐渐扩大，不少主要城市在未来的一、二十年中就将面临完全断水的威胁。可以说，在整个中华大地，人们不论是在思想意识上，还是在体制上，都没有做好迎接这个挑战的准备。尽管如此，希望仍然存在。正如《中国水危机》的作者马俊（音译）所言：“当危机降临，情况将被迫发生改变。”

事实上，转变已经开始。“保护水资源，挽救土地生命”逐渐成为全中国人民的共识。为了解决北部地区用水的燃眉之急，中央政府将尘封了多年的“南水北调”工程提上日程：希望通过修筑运河，将华南丰富的水资源引向贫瘠的北国。一旦工程竣工，每年将有一亿五千万吨淡水穿越绵长的水道北上，流经1200公里，直达最需要它的地方。

与此同时，在“参与式灌溉管理”这一概念的指导下，将灌溉管理权移交给农民的改革正在世界各国，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地区火热地展开。目前，不少中国乡村已经利用该方法，缓解了当地用水难的问题。“参与式灌溉管理”的方式不仅科技含量低、操作方便，而且效果十分显著，正是由于有了这种新的管理方式，中国农业灌溉用水的明天才有了可靠的保证。

前文提到的那种农民用水者协会是利用“参与式灌溉管理”解决用水难题的关键。在国家水利部的大力支持下，这种农民用水者协会在全国迅速流行起来。到目前为止，全国已经有差不多1,500个同类协会，其中有五百多个是在接受了其他机构的指导和协助之后建立起来的。以肖兆芳所在的湖北卢冈地区（音译）为例，1995年，在世界银行的贷款资助下，卢冈地区的灌溉水渠被整修一新，卢冈农民用水者协会正式成立。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该协会逐渐融入了当地的政治结构，协会开展的工作也日益走上正轨，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但是，也有一些农民用水者协会在成立之后没有按照办事公开、决策透明、行为高效等原则进行运作，结果成为形同虚设的机构摆设。

每一个协会中包纳的村庄数量是由当地水源流域的大小所决定的。举例来说，卢冈农民用水者协会的成员共包括农户1,400家，它们分别属于九个村庄，整个辖区内拥有长度超过100公里的灌溉水渠。协会的官员全部由当地农民直接选举产生，他们的职责是定期开启总水渠的闸门，向辖区内的各个成员农户输送灌溉水，另外，这些被选举出来为农民们服务的官员们还必须负责当地水渠的组织、修理以及维护。

事实上，这种听上去很容易的工作意义十分重大。对此，曾为该项改革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世界银行驻北京代表处的首席农业经济学家理查德·雷丁格尔认识的很充分：“水是农民的生命之源，因为它关系到农户全家的衣食住行。”

用水者协会利用从会员那里筹集得来的资金从国营的供水公司处廉价购买灌溉水，也就是间接从国家或省级的水利部门获得水源。

为了在向农户提供充足的水资源的同时保护水源，供水公司对灌溉水的收费方式进行了一定的调整。过去，供水公司按照各个村庄耕地面积的多少收取费用，而不管各个村庄的实际用水量。在那样的收费系统下，节约用水变成了一句空话。现在，每个单位必须按照实际用水量交付费用，许多地区的用水量比过去减少了，个别村子的用水量甚至一下子减少了20%。分析家们相信，在水资源严重缺乏的华北地区提高单位水价格，并将按照耕地收取水费的方式转变为按照实际用水量收费，两者相结合，能有效的促进水资源保护。

对广大的中国农民来说，组织有效的灌溉水供应有很多好处，其中最突出的是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人力。卢冈农民用水者协会的负责人陈经祥（音译）表示：“过去，在每年用水的高峰时期，平均每个村子得有一百来号人专门用来守水。”现在，因为每一家农户的灌溉用水都得到了保障，每个用水者协会区只需要八个人来定时开关水闸、监督放流工作就足够了。

此外，经过灌溉水道的全面整治和升级，不少地方的可耕地面积得到了增加。以卢冈为例，该地区的可耕地面积在水渠整顿之后增加了15%，农民们可以利用这些土地生产出更多高质量的农作物。

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政府曾在全国范围内，大力修筑水渠，方便农业灌溉。这项努力确保了农村能够产出足够的粮食，养活迅速增长的全国人口。八十年代开始农业改革之后，农民们开始对自己的耕地负责，而灌溉水源作为一种公共财产，逐渐成为人们争夺的对象。这种局面不仅不利于农村地区的稳定，也为农民的生产和生活造成了不便。

今天，农民用水者协会作为一种新的组织方式展示了中国农村发生的巨大变化：过去一贯由别人做主的事情，现在由农民们自己商榷，拿出解决的办法。对此，作家马俊感到由衷的欣慰：“农民们现在能够针对用水问题达成内部协议，这种自我管理的方式和意识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对于肖兆芳，用水者协会不仅带来了安乐，也帮助她们家积累了财富。“过去，没人管我们怎么用水，也没有人想着要节约用水。”而今，她们家用水的花销和过去相比下降了40%。更重要的是，她不再需要整日掂记着家里用水的安全。守水？那是“男人们的活儿，而他们都不在家，我们不再担心那个了！”从守水中解脱出来的农户们将节省下来的精力用于修复灌溉水渠或是农具，要么就是干点别的农活儿，如果没有其他的活儿要干，这不，还能好好的休息一会儿呢！

（摘自《远东经济评论》）